六十年，我们共同的上海记忆

■本报记者  李婷
    
    时序更迭，甲子轮回，新中国迎来了60华诞的喜庆日子。历经60年风雨沧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上海，也和祖国一同走过了不平凡的60年。
    
    在这个极具重要意义的时刻，回眸上海发展的历史足迹，从建国初期收回跑马厅，人民享受当家作主的喜悦，到改造番瓜弄，改善市民居住条件；从条越江隧道建成，实现了百姓过黄浦江不再靠轮渡的百年梦想，到浦东开发开放，初步建成现代化新城区……由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我们共同的记忆——档案见证上海发展60年”展览，向我们展现了上海60年发展的历史长卷。这里撷取若干细节和某些瞬间，相信能引起您的难忘记忆，引发您的感悟思索，共同分享中华盛世的幸福和喜悦。
    
    ——编者
    
建国初期的禁毒战（1950年）
    
    “一杆竹枪，杀遍豪杰英烈不见血；半盏灯火，烧尽房地产业并无灰。”——毒品在旧上海泛滥成灾。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毒品工厂20余家，吸毒者约10万余人，平均每80户中就有1户人家有人吸毒，出售毒品和供人吸毒的“燕子窝”达2万余处，“烟馆多于米店”。
    
    为此，1950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设立禁烟禁毒科。9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查获毒品之处理办法的通令》，同年市政府发布《上海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明令制、贩、运毒者和吸毒者限期登记并不得再犯，否则从严惩处等。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上海禁毒开始——公安、司法部门针对毒品的种、运、贩、吸四个主要环节，采取“力劝两头、斩断中间”的策略，重点打击从事毒品贩、运毒犯，以断绝烟毒的流通，使种的卖不了，吸毒的买不到。另一方面，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检举吸毒犯和制、运毒犯。
    
    整个“禁毒战”历时两年多，到1952年12月结束。上海的制贩运毒组织被基本摧毁，一批大毒犯被镇压，大量烟民戒除了毒瘾，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收回跑马厅（1951年）
    
    上海市最中心的地域——人民广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众所周知的“跑马厅”，这块地方连同周边地区，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左右，却汇聚着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一步步起伏变化的脚印。
    
    1861年5月，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向上海道台施压租地，在今人民广场一带建造了占地520多亩的跑马场；还修建了漂亮的跑马总会会所和宽敞的马厩，购置了大量的赛马用具和马匹等，使其成为远东大赌窟，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跑马厅。
    
    跑马总会下设跑马厅和俱乐部。从1863年到1919年，每年5月和11月份春秋两季赛马，每季各赛马4天。1920年后，又增加预赛若干天。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活动，1876年后赛马与赌博挂钩结伴，发售香槟票，不知使多少深陷其中的人倾家荡产。
    
    1934年，上海的《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报上登载了哲学家李石岑预言“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还有另一位潘仰庵先生写道“跑马厅建一大图书馆，可容两万人……”1949年上海解放后，预言成为了现实。
    
    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下令将跑马总会名下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49年庆祝开国盛典及许多全市性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1952年10月2日，由跑马厅改建的占地280亩的人民公园正式开放。
    
公共交通从混乱到有序（1956年）
    
    上海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公共交通仍然比较混乱。不仅车票存在多种计价制度，公交线路也存在路号重复，乘客对此抱怨颇多。
    
    公交主管部门对公交进行了改革。新的票务制度自1956年2月1日起实施。它按乘车距离计价，合理调整乘客负担，同一车别，同一票级，统一乘车距离，乘车距离愈长，运价愈低，并统一有轨电车机车和拖车的票价。根据不同的公共交通行车成本以及国家资金积累需要，拟定了新的票级票价：一、公共汽车：5分、1角、1角5分、2角（一般路线为前三级）。二、有轨电车：3分、6分、9分、1角2分。三、无轨电车：4分、7分、1角、1角3分。同时，为照顾基本乘客乘车便利，扩大服务面，决定发行不分优待与普通、人人可以购用的汽车、电车通用月票（浦东除外），票价每月每张为6元。
    
    同年9月，公交主管部门又拟定了统一编排全市公共交通路别号码的方案：1－40路为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的路号；由41路起皆为公共汽车路线。此次公共交通路线统一编号从1956年12月起逐线进行，至1957年季度全部调整完毕，从而奠定了此后30多年的上海市区公交路线发展格局。
    
批国产手表：上海牌（1958年）
    
    1958年4月23日，我国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A581型（意为58年批）机械手表正式在上海手表厂投产，注册为上海牌商标，当年生产手表13600只。从此，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
    
    1955年7月，上海轻工系统调集28个单位的58名能工巧匠参加手表试制小组，分头制造零件。同年9月26日，分散加工好的150多只零部件全部集中到慎昌钟表店，共组装出18只长三针（17钻）细马、防水手表，这是国产批细马手表。1956年9月研制出第二批细马手表100只，商标为东方红、和平牌两种。但装配成的手表只有12只。1957年，试制小组订出1070道工序、画出150多个零件图纸的生产加工工艺，按图进行试制，共试制了14批3076只手表。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国产手表的生产。1962年2月，上海手表厂设计出A623A型机械日历手表。从这一年起，周恩来一直佩戴此种手表，直到逝世后，工作人员才从他手上取下表来，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上海电影，难忘流金岁月（1962年）
    
    自中国有电影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电影业的重镇，一批又一批杰出电影人、电影佳作从上海走向全国甚至世界。谢晋以及他的电影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1962年，由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一举夺得届“百花奖”故事片奖、导演奖、女演员奖、男配角奖四大奖项。该片主题歌《红色娘子军连连歌》也迅速流行，广为传唱，至今不衰。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发表，为整个文艺界送来了春天的声息。从1979到1984年的6年，谢晋电影在上海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格局中占据突出的地位。6年间，谢晋以其炽热的创作激情，连续拍出《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高山下的花环》等5部力作，不仅在创作数量上少有人与之匹敌，更在思想水平和艺术功力上均达到当时上海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境界。其中，尤以《天云山传奇》立意尖锐、思想深刻、情感丰富，以及成功运用多时空、多视点交叉的叙事结构，激起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无可争议地夺得中国电影的“全冠”荣誉——1980年文化部影片奖，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影片、导演等4项奖，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影片奖。
    
例“断手再植”手术（1963年）
    
    1963年1月2日，医学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一天，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将一名患者从腕部被完全轧断的右手重新接了起来，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个断手再植手术圆满成功的国家。
    
    受伤者王存柏是上海机床钢模厂的工人。l月2日早晨，他由于工作时不慎，右手从手腕关节往上约1寸的地方被冲床的冲头完全轧断。病人和断手被马上送到了第六人民医院。按照惯例，外科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只能在病人的断腕上进行消毒包扎，伤好后再安上一只假手。第六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允庆、急诊室值班医师奚学基和其他医师，决定打破惯例，把这只断手接上。
    
    接肢手术在事故发生大约半个小时后进行。陈中伟和钱允庆等首先为病人接好了手腕部分的骨头和9根控制手指屈伸的主要肌腱。紧跟着接血管——这是接肢手术的关键。医师们放弃了费时较多的缝接法，改用一种新的套接法，迅速而顺利地把手部的4根主要血管接了起来，停止了4个小时的手部血液循环得到恢复。尔后，医师们又把另外9根主要肌腱和3根已经切断的手部神经一一接合，全部手术进行了7个半小时。
    
    断手接活后，医务人员还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王存柏的右手术后康复。到了8月份，王存柏的右手恢复良好。经过X光血管造影检查和外科专家鉴定，这只手的手肢血液循环正常，接上的骨头、神经和肌腱都生长良好，并且有了冷、热和痛的感觉。病人能用这只手举杯喝水、执笔写字，还能提起4公斤重的物体。同年，主治医生陈中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虹桥机场，成为国际空港（1965年）
    
    在浦东国际机场建成前，虹桥机场一直是上海“空中大门”的代名词。它建成于1965年，此前的上海缺少供国际航线用的民航机场。
    
    1963年3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会谈，达成通航原则，同年8月29日双方签订两国通航协定。中巴航线定于1964年5月通航上海，这是上海解放后条国际航线，也是中国通往西亚、非洲、欧洲的又一条空中通道，必须建设一个达到应有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场。1963年9月15日，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上海市政府在对原有的龙华、大场、江湾、虹桥四个机场的比较中，最终选定将虹桥机场扩建为国际机场，替代龙华机场成为当时上海的国际空港。
    
    1963年11月9日，由27人组成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修建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第二天，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下设的修建指挥部成立。为了节省投资和保证如期通航，跑道长度是分步骤建造的。先按3200米扩建一条跑道。这条跑道建成，将可以满足波音720型、图114型、VC－10型等飞机使用。下一步延长到3600米，与之相适应的跑道厚度按承受180吨至200吨的飞机，定为42厘米。建成以后，可供波音707型以及图114型、图95型飞机使用。1964年4月27日，虹桥国际机场修建委员会向国务院呈交《关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修建工程情况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虹桥国际机场在4月29日接受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试航后，正式投入使用。在中巴通航之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题写了“虹桥机场”四个大字。
    
上山下乡，一支青春变奏曲（1968年）
    
    一份通知书、一张乘船证、一本团费证……这是一代人难以抹去的知青记忆。
    
    1968年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中学生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中学生出发。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1968至1978年，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112952人，分布在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等省、自治区和上海郊县。
    
    此前，从1955至1966年，上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6.4万人，其中有64898名上海知识青年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成员。几代知青，把青春和力量献给了第二故乡。为抢救国家财产，黄山茶林场11位上海知青和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金训华1969年先后牺牲。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1969年）
    
    背起药箱走村串户，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尽其所能地为农民解除病痛，这是赤脚医生曾留给人们的温馨记忆。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特别是农村地区，赤脚医生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69年1月，上海郊县试行合作医疗。同年12月，市卫生局推广枫围公社运用“一根针、一把草”开展合作医疗并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的经验。1970年初，郊县2700多个大队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合作医疗基金来源，绝大多数大队是社员和集体各出一半，具体数额视大队经济情况而定，少的个人、集体年共2元，多的年共8元，一般为3～4元。医药费报销比例也各有不同:一般报销50%，有的全部报销，少数大队连救护车、镶牙、接生、火葬费等也可报销。
    
    上海郊县的合作医疗制度，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其后的一系列变革，坚持巩固发展。至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上海农村合作医疗巩固率为96.2%，参加合作医疗者共399.8万人，占郊县农村人口425万人的94.1%。
    
上海条越江隧道建成（1970年）
    
    上海开埠以来，由于黄浦江两岸发展极不平衡，繁荣的浦西与落后的浦东形成鲜明的对比。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就有人提出兴建隧道等越江工程以沟通两岸交通的设想，但都没有能成为现实。
    
    直到1970年6月，上海正式建成黄浦江上个越江工程——打浦路隧道，这也是国内条江底隧道。该隧道为单管双车道，浦东的道口设在耀华路，浦西的道口设在中山南二路，全长2736米，车道宽7.07米，净高4.4米，通行机动车，每小时双向通过能力为1000辆。隧道内通风系统中有14台大型鼓风机，能排除隧道中的污染气体。通信系统设有交通信号、照明设施和电视监视装置，每隔150米装有电话一门。供电系统备有5路电源，此外还有排水系统和消防设备。
    
    至此，机动车过江的时间，从过去依靠摆渡的两三个小时，一下子缩短到6分钟。1980年10月，该隧道正式开通公共汽车，上海市民轻松过江的百年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万体馆”，上海的“地标”（1973年）
    
    “万体馆”，在上海生活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它曾几经选址。
    
    1956年7月，鉴于坐落在陕西南路上的老体育馆（始称回力球场）陈旧简陋、江湾体育场又远离市区，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向市领导提出新建体育馆。建议根据北京体育馆的规模，建筑由比赛、练习、游泳三部分组成。建筑选址在静安公园内，其次为人民广场大道以南工地。但因种种原因，两处选址未被采用。
    
    1960年3月4日，市城市建设局同意在斜土路南约138.1亩土地新建万人体育馆。（龙华公社农地约76亩，电影局征地约52.7亩，海燕电影制片厂仓库用地约9.4亩。）然而，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仅完成了练习馆打桩任务，工程就下马。
    
    1972年10月，上海向国务院正式提出重建万人体育馆，在请示报告中建议选址还是在漕溪路中山环路为宜。体育馆规模拟定可容15000名观众，体育馆设计为圆形立体。请示报告立即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由计委拨给专用材料、限期完成，设计到现场去，北京长处要学习，短处要去掉，并且还要批判地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并努力超过。”1973年春，停顿了13年的万人体育馆工地重新开工，经过2年多的建设，于1975年8月建成，命名为上海体育馆。因为可容纳18000人，所以从落成那一刻，人们习惯将其称为“万体馆”。
    
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1990年）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陈列着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它是由上海印钞厂按人民币工艺印刷的。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约翰·范尔霖，将这张股票赠送给他。归国后，范尔霖将其镶嵌在镜框中，连同他与邓小平的合影，一起挂在了交易所大厅的墙壁上。
    
    1986年9月26日，上海股市于37年之后重新开盘。当日清晨，众多投资者云集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在这个由小理发店改建而成的狭小之处，诞生了新中国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标志着新中国股市初具雏形。正是在此处，飞乐音响作为新中国最早发行的股票，率先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创造了中国股市的又一项。
    
    1990年，上海已有16个证券交易柜台和40多个证券交易代理点。见时机成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总部递交《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很快便获批复。同年11月26日，新中国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12月19日11时，在沪上闻名的浦江饭店大厅，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成立伊始，沪市仅有7只股票，即飞乐音响、飞乐股份、电真空、延中、申华、爱使、豫园，半年后又上市一只兴业房产，人称“老八股”。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1991年）
    
    1990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当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风头正健，而上海的发展脚步显得有些沉重和迟缓。他思谋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并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浦东。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推动下，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的序幕正式拉开。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再次来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上海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旋转餐厅里挂着大幅上海地图和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邓小平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等上海负责同志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嘱咐，“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3年浦东新区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历经近20年的大开发、大开放、大建设，浦东初步建立起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这一年岁末，89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的上海，寒风细雨，风力达6级，气温骤然降到摄氏零度左右。邓小平依然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并驶上了杨浦大桥。眺望热气腾腾的浦东，邓小平含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
    
上海电话交换机容量破百万（1992年）
    
    1992年11月22日零点零六分，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上海电话交换机容量突破100万大关，成为内地个电话交换机容量突破百万门大关的城市。
    
    今天，公用电话传呼间早已销声匿迹，但它曾是上海弄堂的独特景象。据统计，上海曾经有过2万多门传呼电话，3000多个公用电话传呼间。公用电话间一般是靠窗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门电话——一门专接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另一门是用于打出去的。电话间朝外开着两扇窗，窗上面搭着遮光挡雨的玻璃钢凉棚，让人在烈日或风雨天也能无碍地打电话。
    
    电话间的阿姨，不但信息灵通，而且对弄堂内的各家情况烂熟于胸。电话间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要求颇高：不但脑子要好，而且手脚要利索，还要喉咙好、耳朵好，听得懂南腔北调。遇到来电马上要在小纸片上记下需要呼叫人家的姓名地址，还有对方的回电号码，千万不能弄错，然后搁下电话拿着一个手提电喇叭，喊一声“××号×××，听电话”，那响亮的声音整个弄堂都能听到。往往阿姨一喊，整个弄堂的人都会伸长了耳朵听，生怕错过了自己的电话。所以，在那个“传呼电话时代”，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张家老公今晚加班，李家舅舅明天到上海，陈家阿婆住院开刀，只要是通过传呼电话，那么基本上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